我的法國督導分析家達米安說，分析者走入分析的四個條件是：主觀痛苦，謎一樣的東西，假設知道的主體和抱怨。

第一，主觀痛苦。在進入分析之前，精神病結構的分析者往往被大他者的享樂抓捕，而神經癥結構的分析者，陷入在癥狀里，都表現為痛苦。

第二，謎一樣的東西。這是對于精神病結構的人來說的。精神病結構的人，在遇到升學、升職、升官，或者畢業、結婚或者當父母等等情況都會面臨謎一樣的東西。

當施瑞博第一次發病因為他晉升為撒克遜地區法院的前首席大法官。原來能穩定他的鏡像關系被打破了。他不知道這個法官對于他來說的意義是什么。在1884年至1885年之間的短暫疾病，一種由疑病癥妄想組成的精神疾病之后，離開弗萊希格教授的精神病診所完全痊愈了，第二次在8年后，他被任命為萊比錫市上訴法院主審法官。他在休假前收到了這一極為重要的晉升通知，于是在10月上任。他似乎像許多精神危機中經常發生的那樣，被自己的職責搞得不知所措。五十一歲的他還年輕，能主持如此重要的上訴法庭，而這一晉升讓他稍稍有些精神失常。面對新的身份，他再一次遇到了謎一樣的東西，需要父之名回應，由于父之名沒有寫入，施瑞博再次發病。

神經癥結構的分析者中的強迫癥患者，需要癔癥化。他們對分析家有說的欲望，產生探尋真理的動力。

第三，假設知道的主體。無論是精神病結構還是神經癥結構的人，如果他們覺得分析家可能會知道他們為什么會生活這么苦、這么難，這表明他們已經把分析家放在假設知道的主體上了。

最后，他們有抱怨的情緒。為什么我遭受這么不公平對待？

具備以上四個條件，有可能進入分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