榮格:關于心理治療，我們能做些什么

在布勒霍爾茲見習的幾年里，我的研究興趣和研究方向被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難題所左右：“精神疾病背后究竟有怎樣的機制呢？”

那時，不僅我不曉得，我的同事們也不會關心這種問題。精神病學老師們從不留意病患的由衷之言，只重視疾病的診斷、癥狀的描述和數據的收集。從稍后逐漸盛行的臨床觀點來看，患者的人格、個性都是無關緊要的。

因此，醫生一遇到病患，便會對其進行一連串老套的常規診斷，記下癥狀細節，再不假思索地給患者貼上一枚診斷結果標簽——多數情況下，事情至此就算大功告成了。至于精神病患者的心理狀態，則壓根兒不在考慮范圍之內。

在這種背景下，弗洛伊德的有關癔癥和夢的心理學基礎研究，便讓我感覺如同遇到了貴人。他的觀點為我指明了一種深入研究和理解個案的方法。雖然弗洛伊德是一位神經病學家，但他卻把心理學引入了精神病學中去。

我仍然清楚地記得那時候令我極感興趣的一個案例。

醫院收治了一位患有“憂郁癥”(Melancholia)的婦女，并按照常規護理程序對她進行了檢查：既往病史、各種化驗、體格檢查等。她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癥，用當時的術語叫作“早發性癡呆”，并且預后不良。

這位女患者剛好就在我們科室。起先，我并不敢質疑這一診斷結果。畢竟那時我尚年輕，又是個初學者，本不應該貿然提出不同的見解。但是，這個病例實在是太奇怪了。我能夠感覺到，她所患的并不是精神分裂癥，而只是一般的抑郁癥，這促使我決定使用自己的療法。碰巧，我正致力于診斷性的聯想研究，便借機給這位女患者做了一次聯想實驗。此外，我還同她討論了她的夢。

用這些方法，我成功地揭示了她的既往病史中未曾澄清的經歷。這些從無意識中直接獲得的信息，講述了一個憂傷凄涼的故事。

這位女患者在結婚前曾認識過一位男士，他是一位富有的工廠主家的少爺，在當地頗受姑娘們的青睞。由于她頗有幾分姿色，便自信有很大機會可以俘獲他的心。可是那位少爺看起來并不怎么喜歡她，她只好另嫁他人。一晃5年，一位老朋友登門造訪，與她談起往事。他告訴她說：“你結婚的事情，真夠你那位某某人(即那位工廠主家的少爺)受的。”正是此刻，她的抑郁癥萌生，幾周之后便招來了禍患。

她先后給4歲的女兒和兩歲的兒子洗澡。由于她居住的鄉下水源并不是很衛生，所以喝的雖然是泉水，但洗澡和洗衣服用的都是骯臟的河水。在給女兒洗澡時，她看見女兒在吮吸洗澡用的海綿，卻沒有加以制止。她甚至給兒子也喝了一杯臟水。當然，她這樣做完全是無意識的，或者只有一半意識，因為當時她的頭腦已被早期抑郁癥的陰影覆蓋了。

不久之后，抑郁癥的潛伏期結束之時，她的女兒已染上傷寒夭折了。女兒可是她的掌上明珠，兒子倒沒被感染。這個時候，她的抑郁癥便進入了急性期，繼而被送進了醫院。

通過聯想測驗，我發現她其實是一個謀殺犯，還了解了很多她的秘密的細節。真相立刻大白，這正是她患抑郁癥的充分理由。這本質上是一種心因性錯亂，而不是一例精神分裂癥。

那么，關于治療，我們能做些什么呢？到這時為止，該患者一直被處以麻醉劑來對付失眠，同時還被監視以防止自殺。不過，除這些之外就沒有任何舉措了。她的身體狀況亦頗為良好。

我碰上了這樣的問題：我應不應該開誠布公地與她談談呢？我該捅破這個膿瘡嗎？我面對的是前所未有的道德責任的沖突，我要回答一個難解的道德問題，而且唯有獨力去解決它。要是去問我的同事們，他們很可能會警告我說：“看在上帝的份上，這種事情千萬不要跟她講。這會讓她的病情每況愈下。”但是我想，效果很可能會正好相反。

一般而言，心理學幾乎沒有明確的規則。一個問題可以有多種答案，這取決于我們是否把無意識因素納入考慮。我很清楚我在這件事中要承擔的個人風險：如果病患的病情惡化了，我也會陷入窘境！

雖然如此，我還是決定采用這種孤注一擲的療法。我把在聯想測驗中發現的一切皆如實相告。可想而知，這么做會讓我多么為難。直截了當地指控一個人的殺人罪行可真非同小可，對那位必須聽取和接受這個指控的人來說也是一場災難。但結果是，兩周之后她出院了，并且再也沒有復發過。

我對同事們絕口不提這個病例，也有著其他的原因。我擔心他們會議論紛紛，或惹起法律事端。當然，他們并沒有對這位患者不利的證據，但這樣的非議很可能會給她帶來極壞的影響。命運已給了她足夠多的折磨了！

在我看來，她應該回到生活中，用一生去贖罪，這樣才更有意義。她出院時，是背負著沉重的思想負擔離開的。她不得不背負這個負擔。失去了孩子已經讓她夠恐懼了，她的救贖在她得了抑郁癥、被監禁在醫院里時已經悄然開始。

在精神病學中，很多情況下，病患是帶著一個沒有說出的、無人知曉的故事前來就診的。在我看來，只有在調查過其完整的個人經歷之后，治療才算真正開始。那個不為人知的故事是病患的秘密，是把他撞得粉身碎骨的巨石。若能知道病患的秘密，我就找到了治療的線索。

醫生的任務是探究如何才能找到線索，只考察有意識的素材往往是不夠的。有時，可以用聯想測驗來打開局面；分析夢，或與病患長期保持頗具人文關懷的交流都可以。治療的對象永遠是整個的人，絕不僅是癥狀。我們必須深入研究完整人格問題。

1905年，我在蘇黎世大學擔任精神病學講師。同年，我也成了精神科門診的主任醫師，我持有主任醫師的職位達4年之久，到了1909年，我因無暇他顧而不得不辭職。4年間，我的私人診所規模日益擴大，所以醫院的工作便兼顧不過來了。不過，我仍任授課職位至1913年。

我講授心理病理學、捎帶也會講一些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的基本原則，以及原始心理學。我教授的就是以上科目。頭幾個學期，我的課程主要是講催眠，也會講到讓內和弗勞努瓦的理論（讓內（Janet Nerrel)，1859-1947，法國心理學家、精神病學家。弗盧努瓦(Flournoy)，瑞士心理學家。一中譯者）。后來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，逐漸變成我講授的主要內容。

1910年的榮格

在催眠課堂上，我會給學生展示如何催眠一些病患，再對其個人經歷尋根究底。有一個病例，我至今記憶猶新。

一天，有一位明顯有著強烈宗教傾向的中年婦女前來就診。她58歲，拄著雙拐，由女仆陪同。17年來，她因左腿麻痹而吃盡苦頭。我讓她坐進一把舒服的椅子里，請她講述她的經歷。她開口便講個不停，又講這一切是多么多么糟糕——把整個漫長的病史講得萬分詳盡。我只好打斷她，說：“好——我們沒有時間了，現在我來為您催眠。”

我的話音未落，她已閉上雙眼，陷入了徹底的恍惚狀態之中。根本無須催眠！我吃了一驚，但并沒有打斷她。她繼續滔滔不絕地講著，還講到了最引人注目的夢——那此夢境表現了她對無意識有相當深刻的體驗，只是數年后我才領略到這一點。當時我想當然地認為她是進入了某種譫妄狀態。這種情景讓我越來越覺窘迫。在場有20個學生，我本來打算給他們示范如何催眠啊。

這樣過了半個小時，我又一次想喚醒她，她卻不肯醒來。我感到驚慌失措，忽然想到，可能是我無意間刺探到她潛伏的精神病了。我花了整整10分鐘才把她弄醒。我始終沒有讓學生們看出我心里的緊張。

這位婦女醒來后，看起來一副頭暈眼花、大惑不解的樣子。我對她說：“我是醫生，這里一切正常。”此時，她忽然大叫：“我痊愈了！”便棄掉雙拐，能夠行走自如了。我窘得面紅耳赤，但仍向學生們說：“如今你們看到催眠是多么神通廣大了吧！”實際上，我壓根不曉得剛剛發生了什么。

這個經歷是促使我放棄催眠的原因之一。我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么，那個婦女卻真的被治愈了，并興高采烈地走了。我請她隨時通知我她的情況，因為我估計最遲24個小時后她就會舊病復發。但是，她的病再也沒有復發過，盡管我滿心狐疑，也只好接受了她已經痊愈的事實。

第二年夏季學期的第一節課上，她又出現了。這一次，她申訴的是背部的劇痛。而且還說，背痛是最近才開始的。自然而然，我問自己，這是否會與我恢復上課有某種關聯呢——也許她在報紙上看見了我的課程通告。

我向她詢問背痛開始的具體時間和緣由。她既不能回憶起曾發生過什么事，也做不出任何解釋。終于，在我的引導下，她提到了她的疼痛正好發生于某天她在報紙上看到課程通告的時刻。這雖然證實了我的猜想，可我仍想不通那奇跡般的治愈是怎樣發生的。

我又一次對她施以催眠——也就是說，她再次自動地陷入了恍惚狀態——醒來后她的背部就不痛了。

這一次，我在課后把她留住，以便更多地了解她的生活。結果發現，她有一個智能低下的兒子，正好在我所在的科室里住院治療。我對此毫不知情，因為她用的是她第二任丈夫的姓，而那個低能兒子是她與前夫所生。

她只有這一個兒子，自然希望他能是一個才華出眾、事業有成的人，所以，他尚年幼時就得了精神疾病，對她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打擊。那時，我是位年輕的醫生，剛好符合她期望中兒子的形象。她熱切渴望能做杰出人物的母親，于是就相中了我。她視我為她的兒子，到處宣揚我奇跡般地治好了她的病。

我在當地獲得了“巫師”的綽號，實際上是她的功勞。我有了第一批私家病患，也是受惠于她的四處宣傳。我的心理治療實踐竟始自一位把我當作其精神病兒子的替身的母親！自然，我向她詳細解釋了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。她很好地接受了整個事實，她的病從此再未復發過。

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治療經歷——不妨說，這是我所做的第一次分析。我至今清楚地記得與這位老太太的談話。她真是個聰明人，還為我認真地對待她和關心她們母子命運的舉動感激不盡。我的治療的確對她有所幫助。

剛開始時，我在私人診所里還是采用催眠療法，但很快便棄之不用了，因為使用催眠療法只會像摸黑行路一般。你永遠也不知道病情的改善或治愈能維持多久，在這種不確定之中工作，我總覺得良心不安。我也不喜歡獨自斷定患者應該怎么做。我更為關心的是從患者本人那里獲知他天生的傾向將把他引向何處。為了達到這個目的，我必須仔細分析夢和無意識的其他表現。

在1904-1905年間，我在精神病診所成立了一個實驗室，專攻實驗心理病理學的研究。我收了幾個學生，并帶他們一起研究心理反應(也就是聯想)。老弗蘭茨·里克林(Franz Riklin，1878-1938，瑞士精神病科醫生）是我的合作者。路德維格·賓斯旺格（Ludwig Binswanger,1881-1966，瑞士精神病學家，存在主義心理學領域的先驅，出身于精神病學世家）當時正在寫他的博士論文，主題是與心理皮膚電效應(心理皮膚電效應相關的聯想測驗)，而我則在寫《論對事實的心理學診斷》一文（此文發表于德國期刊《國際神經病學與精神病學雜志》，1905年，第28期，第813--815頁）。

與我們合作的還有來自美國的作者弗雷德思克·彼特森(Frederick Peterson，1859-1938，美國神經病學家、詩人）和查爾斯·里克舍(Charles Ricksher，美國心理學家，是1911年紐約精神分析學會的創始人之一，紐約精神分析學會是美國最早的精神分析機構)等。這些論文都發表在美國期刊上。

正是這些有關聯想的研究，讓我在稍后的1909年接到美國克拉克大學的邀請——辦講座來介紹我的工作。與之同時，弗洛伊德也獨立地獲得了邀請。我們二人均被授予了“榮譽法學博士”的學位。

后排：亞伯拉罕·布里爾，歐內斯特·瓊斯，桑多爾·費倫齊

前排：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，斯坦利·霍爾，卡爾·榮格

聯想測驗和心理皮膚電的實驗，是我的聲名得以在美國傳播的主要原因。很快，有很多美國的患者前來求醫。我仍然清楚地記得第一批病患中的一例。

那是一位美國同事給我介紹的病患。他的診斷書上寫著“酒精成癮性神經癥”，預后則是“不治”。那位同事估計我的治療不會起什么作用，為了謹慎起見，他同時也建議該病患去見柏林的某位精神病專家。

這位病患前來就診，我與他大略交談了一番，便發現他患的只是一般性的神經癥，但他對其精神上的緣由卻一頭霧水。我讓他做了聯想測驗，結果表明，他正遭受強大的戀母情結的影響。

他出身于豪門望族，有個溫柔可愛的妻子，生活得無憂無慮——這一切只是從表面上看來，他嗜酒成性一定有更深層的原因。酗酒是為了麻痹自己、忘掉難以忍受的處境而采取的絕望嘗試。但這僅僅是徒勞罷了。

他的母親擁有一家很大的公司，這位天資聰穎的兒子在公司里任領導職位。他真的早就應該擺脫母親的壓迫和束縛了，但他卻鼓不起勇氣辭去優越的工作。于是他只好一直受制于母親，全因她在公司里留給他一席之地。每當他與母親在一起，或在工作中不得不服從她的干預時，就會借酒消愁。

他心中的一個角落并不想離開這個溫暖、舒適的安樂窩，便無視自己的本性，甘愿被財富和舒適所引誘。

經過短暫的治療后，他戒了酒，并覺得自己已然痊愈。我對他說：“我不能保證，當你回到原來的環境中以后不會固態重萌。”他不以為然，神采奕奕地回到了美國家中。

一回到母親的勢力范圍，他就又開始喝酒了。隨即，他的母親在瑞士時，特來與我商討治療辦法。他的母親是個精明強干的女人，但也是個地道的“權力控”。我清楚地看到了他與之抗爭的對象，并意識到他沒有力量去對抗她。他的體格亦十分纖弱，根本不是他母親的對手。

因此，我決定采用不可抗力，背著他給他母親開了一張醫療證明，大意是說酗酒已使他不能勝任他的工作了，并建議將他解雇。我的建議被采納了——這自然讓他怒不可遏。

在這件事上，我的所作所為確實不符合常規醫生應遵從的倫理規范。不過我確信，為了患者的利益，這樣做是必需的。

那他后來怎么樣了呢？離開了他母親以后，他自己的個性才得以發展，最終做出了一番輝煌成就——盡管……倒不如說正是因為我給他下了一劑猛藥。他的妻子因此很感激我，因為他不但戒了酒，還單打獨斗闖出了一片天地。

盡管如此，有好幾年我心里都因這位患者而懷有內疚，因為我背著他開了那張診斷證明，雖然我確定只有這樣才能解救他。而且事實也是如此，他一被釋放，神經癥馬上就痊愈了。

行醫期間，我總是被人類心靈對無意識所犯罪行的回應方式深深觸動。畢竟，那位年輕婦女最初并未意識到自己親手殺害了自己的孩子。然而，她卻變得仿佛在表達強烈的犯罪意識似的。